中宏網北京7月17日電（記者 王鏡榕 視頻報道 寧晉環(huán)） 聚焦“錨定首要任務 匯聚信心力量——解碼‘十四五’經濟社會高質量發(fā)展之道”主題，中宏論壇第六十三場在線研討會于17日下午圓滿召開。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南京大學長江產業(yè)發(fā)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羅立彬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了主題發(fā)言。

　　以下是羅立彬的發(fā)言：

　　今天，我想著重談一談“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高質量發(fā)展成果帶給人們的獲得感。

　　一是關于數字經濟方面。我覺得在“十四五”期間，中國的數字經濟非常明確地展現出作為新質生產力重要支撐與關鍵引擎的作用。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chuàng)新性配置、產業(yè)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通過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yōu)化組合的躍升來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

　　為什么說數字經濟在“十四五”期間表現出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和關鍵引擎的特征？這是因為它既體現了中國的國情優(yōu)勢，又是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實踐，也特別契合關于新質生產力動力來源的理論描述，可以說完全符合新質生產力的各種特征。

　　首先，數字經濟成為“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亮點，“十四五”期間，中國形成了普惠可及的數字社會。數字經濟核心產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左右；在2023年就累計建成62家“燈塔工廠”，占全球總數的40%；持續(xù)成為全球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數字政府在線服務指數保持全球領先。數字文化建設全面推進。數字社會更加普惠可及，網民規(guī)模超過11億；數字教育和數字醫(yī)療健康服務資源加速擴容下沉。

　　其次，數字經濟發(fā)展充分體現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的理念，因此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fā)展模式的重要經驗來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之后就一直成為中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原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則再一次重申了這一原則。過去十多年，數字技術應用在中國快速滲透，這當然是源于各類市場主體的大膽創(chuàng)新，我們有眾多實力強勁的數字企業(yè)在相互激烈競爭中實現商業(yè)模式的迅速迭代。但是中國數字經濟的發(fā)展，也同樣是基于政府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及數字經濟治理方面的努力。政府高度重視數字技術的發(fā)展，適度超前部署數字基礎設施也取得重要進展。事實證明，中國的數字經濟是在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之下發(fā)展起來的，堪稱政府與市場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共同推動的生動案例。

　　第三，數字經濟發(fā)展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動力來源。數字技術本身是突破性的技術創(chuàng)新，且仍在不斷發(fā)展進步，“十四五”期間一個突出現象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創(chuàng)新加速。這幾年我們既見證了人工智能領域在全球范圍內的巨大進展，更重要的是也見證了中國人工智能領域在不甘落后的精神指引下，實現了迅速追趕。在2022年11月30日ChatGPT橫空出世之后，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在關注和談論ChatGPT，但是中國的DeepSeek在2025年初憑借其高性能和低成本引發(fā)全球關注，在那之后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開始談論DeepSeek，可以說明中國在這個領域還是在不斷地進行技術創(chuàng)新的。

　　數字技術是通用型技術，其廣泛應用創(chuàng)造了新產業(yè)新模式。過去十幾年，移動支付、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直播電商等大量革命性新模式頻繁在中國出現，深刻改變了人們生產生活方式。商業(yè)模式頻繁迭代，也是各類生產要素不斷優(yōu)化配置的過程，比如平臺經濟模式使大量生產要素突破地理空間限制，上升到數字空間集聚，在更大范圍內分工協(xié)作，這是典型的生產要素創(chuàng)新性配置，而這本身也是產業(yè)深度轉型升級的過程，產業(yè)數字化使傳統(tǒng)產業(yè)得到數字技術廣泛賦能，效率提升帶來的是一系列綜合成本優(yōu)勢。“十四五”期間，這種綜合成本優(yōu)勢在我國跨境電商發(fā)展過程中得到體現，從2021年到2024年，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增長約37%（從1.98萬億元至2.71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超10%。Temu奪得2024年亞太開發(fā)商非游戲應用海外下載增長榜冠軍和下載榜亞軍。在人工智能領域，DeepSeek引發(fā)全球關注除了因為其高性能和低成本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開源模式，使人工智能應用非常迅速地滲透到人們生活工作的多個方面，成為普通人可以隨時使用的通用型技術工具。DeepSeek大概也是創(chuàng)造了新技術從閉源到開源發(fā)展的最快紀錄。而這也是“產業(yè)轉型升級”的一種動力。之前這種賦能轉型升級廣泛體現在服務業(yè)領域，但是更多的是體現在改變了生活服務業(yè)的性質，比如使舞臺藝術表演、教育等服務擺脫“鮑莫爾成本病”約束，極大提升效率；但是“十四五”期間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的開源化應用，也開始改變生產性服務的性質，商務服務、流程設計乃至科學研究的效率以及整個供應鏈的效率都在經歷極大提升。

　　第四，數字經濟發(fā)展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國情優(yōu)勢。數字技術賦能經濟發(fā)展的最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它極大地降低了分工成本，這適用于任何經濟體，但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在于，巨大的人口和市場規(guī)模使細化后的分工角色也可以面臨足夠大的市場需求，從而更好實現分工細化與規(guī)模經濟互促，有助于提升分工的收益。數字技術在中國的應用，帶來了更高的均衡分工水平，更有助于實現生產要素創(chuàng)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并實現高質量發(fā)展。

　　所以說，數字經濟既體現了中國的國情優(yōu)勢，也是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實踐和經驗來源，特別契合關于新質生產力動力來源的理論描述，可以說完全符合新質生產力的各種特征。未來，我們應鼓勵企業(yè)在數字技術創(chuàng)新和應用兩個方面大膽創(chuàng)新，完善技術應用與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的互促機制，通過數字技術應用推進生產要素創(chuàng)新性配置和產業(yè)深度轉型升級，從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fā)展。

　　二是關于文化貿易和文化傳播方面。“十四五”期間文化貿易明顯地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文化貿易與中國文化國際傳播是我一直關注和研究的領域，我一直覺得文化貿易是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最重要渠道之一，這是由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國的國情特征與文化貿易本身的特征三方面共同決定的。中國經濟總量足夠大、文化足夠燦爛，使得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里，中華文化元素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會吸引全球各地的文化產品生產者加入中華文化元素向全球各地銷售和傳播；另一方面，在一個開放的環(huán)境之下，中國龐大的本土文化市場又可以培育出強大的文化企業(yè)，生產出既具備本土文化特征、又具備國際影響力的本土文化產品，通過文化貿易出口來將中華文化元素傳播出去。也就是說，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文化貿易進口還是文化貿易出口，都能對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發(fā)揮重要作用。我把中國這種“國內文化市場足夠大、國內文化偏好足夠獨特，以至于可以影響全球化產品文化元素投入的國家”，稱作“文化大國”。

　　從實證的角度看，在“十四五”之前，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前一半兒，也就是中國通過巨大的國內市場吸引全球化產品加入中華文化元素并進行國際傳播的部分。這一效應，在“十四五”期間依然廣泛存在，但是我看到了新的表現形式。比如，隨著中國逐漸擴大入境游免簽，大量國外短視頻制作者來到中國，以China Travel為主題制作視頻，并上傳到全球性視頻平臺上，China Travel一時成為流量密碼，進而吸引更多影響力更大的網紅和明星也開始傳播China Travel。“甲亢哥”（小達倫·沃特金斯）以及兩屆奧斯卡影帝得主阿德里安·布勞迪也來到中國多個城市，并將其在中國旅游的經歷拍攝成影片，其中關于中國生活的日常經歷受到全球網友關注。

　　更重要的是，“十四五”這幾年當中，我明顯地看到了后一半兒，即中國本土的文化產品開始真正從文化層面產生國際影響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因此而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大大加強。比如《你好，李煥英》被國外購入版權要翻拍，《熱辣滾燙》的海外票房也接近1000萬美元；2025年更是出現了《哪吒2》這樣的爆款電影，海外票房超過5500萬美元，有望最終超過1億美元。這些影片都是首先在國內市場取得轟動效應的情況下產生了海外影響力。中國的網絡文學一直被認為是與好萊塢大片、日本動漫和韓國電視劇相媲美的中華文化風景線；“十四五”期間，網絡文學衍生出了網絡微短劇，成為中國的原創(chuàng)新物種，產生了極大的國際影響力，影響范圍遍及歐美、日韓、中東等全球各大區(qū)域。國產游戲出海也帶動了中華文化吸引全球游戲玩家，《原神》中美輪美奐的京劇唱段，《黑神話：悟空》獲得TGA年度“最佳動作游戲”大獎，引發(fā)全球關注中國西游神話。無論是網絡文學、網絡微短劇還是網絡游戲，都是在與進口產品競相服務于巨大的國內市場時產生的國際競爭力。這種我們稱之為本地市場效應的現象，“十四五”期間不僅體現在文化出海“新三樣”上，而且在更大范圍內體現為中國品牌、中國平臺的走出去。“十四五”期間，中國數字APP有不少在海外應用商店下載排行中名列前茅。數字平臺的走出去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商業(yè)模式的走出去。

　　中國的潮玩品牌泡泡瑪特近期也在全球掀起了一陣熱潮，這一點也特別引起我的關注。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產品出口強可能是因為文化強，也可能因為產品制造能力強。過去中國大量文化產品出口體現的更多是后者，體現的是中國多年來承擔的“世界工廠”角色。我認為泡泡瑪特旗下的LABUBU火爆出圈，是一個標志，說明中國潮流玩具業(yè)的國際競爭力已不僅僅停留在制造領域，更是拓展到設計、銷售模式與營銷服務等多方面。中國文化產品貿易也開始進入“文化與產品雙強”的新發(fā)展階段。

　　總之，中華文化以更全面、更現代的姿態(tài)出現在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這些現象在“十四五”期間有了最為密集的表現，我也相信未來隨著中國經濟規(guī)模持續(xù)增長，中華文化必定會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不斷提升國際傳播力與影響力，其中必然會有相當大部分是通過文化貿易方式來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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