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12月18日電 聚焦“穩中求進 行穩致遠——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題，中宏論壇第十九場在線研討17日下午召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國內發展合作部主任趙秋運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主題發言。

　　以下是趙秋運發言：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暢通國內大循環，重在突破供給約束堵點，重在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提出，“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目前，國民經濟和產業循環不暢是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而暢通“國內大循環”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到底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很難在既往歷史和既有研究中找到相關的論述，但是我們能夠在國際產業轉移規律中找到相關依據。18世紀60年代，以紡織業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隨著勞動力工資的上漲而逐步轉移至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逐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而20世紀60年代，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移至中國大陸。對于這一趨勢，Akamatsu（1935）首次提出了“雁陣模式”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其含義是“大雁組成一個倒V字陣形往前飛”，也即一個經濟體內部的產業結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升級，大致經歷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再到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順次轉變過程。

　　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這種最適宜的產業結構決定最適宜的宏觀制度結構，宏觀制度結構包括硬的基礎設施（電力、通訊、道路和港口等）和軟的制度環境（金融結構、勞動結構、法律制度和創新結構等）。對于一些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經濟體而言，要素稟賦結構主要表現為勞動力和資源較為豐裕，而資本相對較為缺乏，該類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同時其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也相對較為簡單。相反地，處于另一端的發達經濟體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其已經完成工業化，要素稟賦結構為資本豐裕而勞動稀缺，這就需要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從而形成國際競爭力。就上述兩類經濟體而言，前者需要更多的發揮后來者優勢進行模仿創新以追趕后者，而后者則需要進行自主創新方能進一步進行產業結構升級。

　　若將上述國際產業轉移規律與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相結合，則容易看出，產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轉移是以要素稟賦結構為第一推動力的，而對于體量較大的國家或地區而言，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也就要求一定的政策來引導產業在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結構的地區之間進行轉移，使得各地區產業能夠按照各自比較優勢分工合作，暢通國內大循環。

　　在措施層面，“國內大循環”建立的要點如下：一是內需尚要進一步擴大，二是內需需要加速循環。內需擴大是“國內大循環”的直接要求，通過創造足夠的內需以補償外需的下降，通過加速城鎮化以刺激更多需求：一方面是在中、西部地區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切實減小貧富差距，另一方面也要持續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盡快補齊基建短板，并適時加速啟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經濟地區結構的升級過程，主要是指東、中、西部地區依照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比較優勢選擇相應的產業定位，具體而言，東部地區應著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和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中部地區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西部地區在為“大循環”提供資源能源支柱產業的同時，需要延長產業鏈和價值鏈，而東北地區應該依托原有的重化工業基礎和大規模現代農業優勢，最終形成“一個國家、四個產業模塊”的國內大循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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