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中國香港舉行，來自亞洲、非洲、拉美和歐洲85個國家和近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出席。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標志著國際法治領域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這一由全球南方國家共同推動的治理變革，首次將東方調解智慧系統融入國際爭端解決機制，開創了平等協商、和諧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范式，既彰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對全球公共產品的貢獻，也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獨具東方智慧的創新方案。

　　一是國際調解院公約彌補國際法治制度性空白。一方面，調解是《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優先方法之一，但該領域此前沒有一個政府間法律組織。國際調解院填補了這一國際空白，可根據當事方自愿，調解國家間、國家與他國投資者間以及國際商事爭議，是國際法治發展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作為首個專司調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其成立既踐行《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爭端的根本原則，更以東方智慧重塑國際爭端解決格局，通過匯集各大法系精華構建調解新范式，發揮靈活高效、尊重意愿的獨特優勢，專注調停國家間、投資端與國際商事三大爭端領域，有效彌合了訴訟仲裁主導機制下調解邊緣化的結構性缺陷。可以說，這一創新實踐并非顛覆現有秩序，而是立足多邊主義與國際條約基礎，與現行機制形成協同互補，既順應了全球調解需求激增的客觀趨勢，更以中國與理念相近國家共同貢獻的法治公共產品，實質完善了以聯合國為核心、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治理體系，彰顯出通過結構性創新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深意。

　　二是東方智慧融入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國際調解院的創立，是中國對東方智慧進行法治轉化的典范，也是和平發展理念的全球性表達。調解不僅承載著“以和為貴”的中華文明基因，更與現代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原則深度契合。中國將數千年“和合”文化精髓從禮讓和諧的“六尺巷”精神到“天下無訟”的法治追求，創造性地轉化為國際共識，通過沙特伊朗“北京和解”等成功實踐，為全球治理注入獨特的法治智慧。這一創新體現在兩重維度：一方面是創新治理范式，以自愿協商取代強制裁決，構建尊重多方法系、平衡程序正義與實質公平的新型爭端解決生態；另一方面重塑國際關系——在霸權主義抬頭時代，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平等參與的非對抗性平臺，超越“零和博弈”邏輯。面對地緣分裂加劇的動蕩變革期，中國推動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和解后，又推動巴勒斯坦各派簽署《北京宣言》等實踐，彰顯“以對話消弭沖突、以協商化解紛爭”的文明智慧。國際調解院堅持平等決策、互利共贏原則，不強制裁決而搭建中立平臺，生動詮釋了和合共生的東方哲學，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法治支點。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國際法治領域的創造性實踐，通過制度創新將文明優勢轉化為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

　　三是國際調解院是由全球南方國家共同推動的重要全球治理公共產品。其誕生契合當前國際秩序百年變局的歷史節點，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提供了關鍵的制度性供給。面對傳統西方主導治理模式日益失靈的現實，發展中國家正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驅動和平發展、促進全球治理革新的核心力量。作為從“沉默的大多數”轉變為治理體系重要建設者的體現，全球南方國家普遍認同國際調解院通過尊重、互信、公正與和諧的憲章原則，有力強化了多邊主義機制。該機制將踐行真正的法治精神，既注重程序正義又追求結果正義，通過增強發展中國家參與度推動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朝向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發展，從而實質性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與話語權。國際調解院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行動實踐，融合了以國際法為基礎的規則治理與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的關系治理理念，既是法律與外交的有機協同，也是公法與私法的有效銜接，更是治理與發展的雙贏助力，為解決全球治理體系危機提供了具有生命力的制度創新。

　　四是國際調解院彰顯中國的全球安全觀。國際調解院的創立，正是中國全球安全觀的具體實踐。以對話化解沖突、以協商調解紛爭，是世界各大文明的共同價值與普遍追求。中華法系推崇“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理念，這同現代國際法所倡導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高度契合。作為實踐載體，國際調解院摒棄強制裁決，提供中立平臺，堅持自愿參與、平等決策、共同受益的原則，充分尊重各方合理關切，致力于實現互利共贏的解決方案，生動詮釋了和合共生的東方文明智慧。其長遠意義在于，有助于國際社會超越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推動爭議的友好化解，為構建更加和諧穩定的國際關系注入強勁動力。當前，人類文明發展行至關鍵十字路口。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觀，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終極依歸，代表著對全球治理變革的積極引領。這不僅是對西方傳統安全理論的批判性超越，更是對和平發展時代潮流的深刻把握。當單邊主義陰霾籠罩國際社會，中國始終高舉多邊主義火炬，為合作照亮前路；當冷戰思維侵蝕互信根基，中國堅定倡導對話協商，架起溝通橋梁；當安全困境束縛各國發展腳步，中國不懈推動協同并進，開創共同安全新局。這種融原則性與靈活性、歷史智慧與時代精神于一體的安全觀，以其強大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必將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注入寶貴的確定性，為人類共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開辟更加廣闊光明的未來。

　　國際調解院擇址于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僅體現國際法治場域定位的技術理性選擇，更深蘊跨國法律秩序建構的政治意涵與制度價值。作為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制度交匯點，香港憑借其跨法系爭端解決的司法實踐傳統，為調解機制提供了多元法律文化適配性的基礎框架。在“一國兩制”的憲制安排下，該機構成為中國法治現代化輸出的戰略支點，其建設進程實質是國際法治領域制度性權力的創新性投射，彰顯了中華法系與西方法治理念的跨文明對話容納能力。從國際關系制度主義視角觀察，該實踐精準回應后冷戰時代各國對和平治理公共品的集體行動訴求，符合全球治理多邊合作范式轉型的歷史趨勢。該機制通過比較法優勢整合范式（Comparative Law Integration Framework），系統吸納大陸法系的成文規范優勢與普通法系的判例演進彈性，形成混合法律體系協同治理模式。這種制度設計對全球治理體系產生雙重賦能效應：一方面是結構性重塑：推動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從威斯特伐利亞范式向共識建構范式轉型。另一方面是程序正義進化：建立文化敏感性調解規程（Culturally Sensitive Mediation Protocol）。可以說，國際調解院的制度創設，標志著中國作為新興治理主體，通過法治軟實力建設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公平性重構的學理貢獻。其核心價值在于突破傳統國際法實施的主權悖論困境，構建具有跨文明合法性基礎的新型治理公共產品，為后霸權時代的制度正義提供了實證研究樣本。（作者：孫祁，上海社會科學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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