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進入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共同富裕”成為新時代的重要發展目標。而“高質量發展”和“三次收入分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戰略，被多次強調。因此，什么是高質量發展？如何理解發展與分配的關系？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實際上，發展與再分配之間一度是存在張力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試圖在平衡兩者的基礎上，傾向于某一方面。比如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戰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將平衡的天平向發展傾斜；21世紀以來，開始重視再分配的作用，用于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有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呼吁要“警惕高福利陷阱”。

然而本文首先想闡明的是，上述的討論和爭論都是將“分配”和“再分配”單純理解為收入和財富。如果我們以勞動力市場為中心，從過程上向前后延伸就會發現，可以“分配”和“再分配”的東西不止收入和財富，這也為我們理解“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分配正義”、以及調和發展與再分配的矛盾，提供了思路：

首先，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需要公平再分配的是能力。以往關于分配的討論都是從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談起。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勞動力在進入市場之前就存在能力不平等，而且這很大程度上是結構化問題而非個人問題。比如美國人類學家劉易斯的研究就揭示了貧困文化代際傳遞的現象。該現象的實質是市場入侵生活領域，使弱勢群體對于自己的人力資本投資乏力，造成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能力不足，在缺乏干預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就會固化為社會和文化問題。因此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有必要針對“能力培養”進行干預。最基本的人力資本干預手段是教育和健康服務，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在這兩方面的經驗曾經獲得國際組織的高度認可；但是也不可否認，目前的制度安排既有不適合新形勢、新需求的滯后之處，也存在不平等問題。此外，職業培訓是越來越重要的一項干預手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尤其如此。因此要通過教育、健康服務、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對能力培養不平等進行針對性的主動干預，即進行“能力再分配”。

其次，在勞動力市場中，需要公平分配的是機會。勞動力市場主要進行的是收入的初次分配，然而要保證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其前提是勞動力參與市場的機會的平等。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言，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蹦壳霸谖覈膭趧恿κ袌錾线€存在著一些或明或暗的就業機會和待遇的不平等現象，比如性別歧視、生育懲罰、戶籍障礙、體制內外的待遇差異等。因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底發布了《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在戶籍制度、用人制度、檔案服務等方面做了改革部署。

再次，在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之后，需要公平再分配的是收入。收入再分配主要是以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為籌資渠道，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實現。從福利支出水平看，我國距“高福利”相差甚遠，無需擔心“高福利陷阱”。那么我們需要思考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有限的福利資源應該優先分配給哪些人？進入21世紀，我國開始建設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目前福利內容和人口已經實現全覆蓋。進入新時代，在全球化競爭壓力和“經濟新常態”的新形勢下，社會政策更加強調對經濟轉型的“托底”作用——既要全面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又要有重點地“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將有限資源重點投入到“?；尽鄙?。其次，福利支出是否有效縮小了收入差距？隨著財政投入在醫療保險、養老服務等領域的不斷增長，這些服務的可及性也在明顯提高。然而由于城鄉、戶籍、身份區隔依然存在，因此有些福利資源的分配流向了中高收入層，其作用是增加、而不是縮減了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這被稱為“負福利”。從上述兩點來說，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從個人層面意味著充分的社會保護，從社會層面意味著更為平等的收入水平。

綜上所述，共同富裕從靜態的角度講，就是高水平的平等；從動態的角度講，就是高質量的發展；而動靜的結合，就是發展與平等的調和。因此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分配正義”，就是在勞動力進入市場之前，通過能力建設，實現公平的“能力再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之中，通過消除各種壁壘，實現公平的“機會分配”；在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之后，通過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實現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通過這三個階段不同內容的公平分配和再分配，既使社會煥發發展的活力，又使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發展的果實，謂之“共同富裕”。

（文：房莉杰 中國人民大學共同富裕研究院研究員、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人口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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